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这最后一篇应该是较之前两篇更衰的了，不过不管怎样，记下了。
首先要说的是会场组织：因为会场的组织工作是交给了友谊宾馆的一家专门负责会务的公司，理说经验老道，非常值得信赖的；然而从他整体的表现而言，只能说敛财老道。举个例子，因为会场老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缺少激光笔，因此在第一天的时候我便建议他们，可以适当的放几只闲置的那里，作为备用，毕竟不是什么大成本的东西；第二天中午因为会场再次短缺激光笔，我不得不再过去问了问，还是没有，得到的解释是一样的：每个注册的人都已经拿到了一支，没有必要再准备了，第二次无语，尽管我再次阐述了原因；第三天的时候我已经对在会务组那里拿到会场用的激光笔不抱什么希望了，不过我还是用我的尝试换来了一样的郁闷；最后一天，我终于没有再去，因为我不想在最后一天被人误会为一直试图聚敛激光笔为己有。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件小事，从我的角度去看。其他至于很多的面对老外疯狂收费的事实就不一一列举了。
其次请允许我牵强的扯一下中日关系以及与台湾的关系，当然，我只尽量陈述自己所见所闻。先说一下Tony与第一文中提到的那个日本青年之间的情谊。Tony是和我一起负责RoomA的另一位自愿者，而日本青年的名字却不能记得很清楚，MS是叫三树什么来着的，不管了，简称三树了。三树的英语很不好，这点前面已经提过了，所以Tony发现用中文交流比用英文来得简单得多 😛 。这样的情况下，探讨中日文化的同源性也就顺利成章了。三树很认同很多西方看起来很日本的东西在日本人看来却又是很中国的，日本饮食文化等等。后来在与另一个日本人小笠原英子的交谈中，大家也不止一次的认同了这样的说法。至于大家关心的所谓“抗日”或者所谓“中日友谊”我却没有提起，因为这只是一个与政治无关的学术会议。当然，愤青不会同意。以前曾在百合上遇到一个台湾的女孩，她说有一次她曾遇到一个强迫她承认大陆网友。而于她，她只想平平静静的作好自己的生意，至于台湾独立不独立，不是她说了算了。这样，从一个很平常的百姓角度出发来看台独与否则要简单得多：政治只是政治家表演的舞台，对于老百姓，生活得安宁永远是第一关心的。这个问题不想探讨太多，来说说会上遇见的几个台湾人吧。接待台湾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真的，台湾腔的国语较之英语让你更有亲人的感觉。当然，内心的幸福更来源于自己努力表现祖国更新更好的精神面貌的个人想法。有次会场结束，他们提出要去参观北大清华，于是我告诉他，你从北大南门进去走一圈，经过未名湖，然后出东门往北到清华西门，再往后走一点去看看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虽然不清楚现在荷花是否还盛开，但是，毕竟任何一个学校较之景点都没有太多出色的地方，重要的是感受其中独特的校园氛围。换了一个听众，我怕是想不出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
最后就记一件自己比较糗的事情吧。会场休息的时候一个叫Buttlar的德国人走过来，很友善的问我，能不能参观一下我们的学校。出于礼貌，我想也没想就说了Yes。然后自己想想，也不是什么大事，不就带你在所里转一圈，看不了实验室就不看，并非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后来遇到了实验室的一个小老板，他开玩笑的说，你可以试图说服他去做一个报告，这样的话就顺理成章得多了。所以我表达了我的意思之后，他们也非常乐意。在会议快结束的那一天，也就是原定参观时间的前一天，我给我们老板打了个电话，陈述了一下这件事情，老板一下就说不可以不可以，这下我才意识到事情似乎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于是赶紧联系会场的主席，主席说这件事情很不好办了，你的大老板不同意，你同意了也没有什么用，如今只能按照你们老板的意思取消这次参观了。犹豫了若干次之后，寻到YLWang同学，让他给写了个便条，稍稍说明了原因，便送到前台去了。在这后来的一段时间能曾很多次试图电话通知他一声，未遂。当然，在后来的Email交流中才晓得他们收到了那个信息，转战长城了。第二天的一大早，老板就把我们几个去自愿者的学生都抓起来，开了一个算是紧急会议吧。老板一开始就说：“你们有些人，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乱说”，吓得我们一愣一愣的。事后才知道他是在放空炮。不过，这件事情多少也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外事无小事”。也对，我一个小破学生能做什么主？
终于要敲完了，还记点什么呢？天天一般难吃的自助？很多的好朋友？还是成天“Yes，Yup，Sure”之类的口语环境？
算了，到此为止了。 😀